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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太晚的祭奠
作者:人文学院 孙晓玲 发布时间:2014-6-10

  心理学研究表明,暴力犯罪的受害者,或因受迫害时的孤独无助感被无限放大,或因恐怖无法散却,事后初期,通常选择隐忍或逃避,只待时光流逝,戒心放下,方能真正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幸和耻辱。遭受过纳粹屠杀劫难的犹太人就是如此,二战结束初期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犹太人最多的以色列和美国,“屠杀”、“种族灭绝”这类字眼在犹太社区话语体系里极为罕见。事情发生十多年后,这类刻意的规避才慢慢减少。1959年,“大屠杀纪念日”在以色列被正式确立,1961年负责把犹太人遣送到集中营的纳粹核心人物艾赫曼在耶路撒冷被公审。六十年代“holocaust”,这个本意指大规模屠杀的英文单词,首字母被约定俗成地大写,成为特指纳粹大屠杀的专有名词,并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媒体的探讨、学者的研究和各类大屠杀纪念馆的铭牌上。从此,纳粹大屠杀成为人类值得反思的集体记忆。

  按此一般规律,和纳粹屠犹时间相近的南京大屠杀,也应如此演进,逝者被人缅怀,教训被人铭记。可惜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并没有类似的情节发生。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资料被压在档案馆的故纸堆里,和死去的30万亡灵一样被人遗忘在尘埃里。冷战乌云笼罩下的新中国困扰于政权的脆弱和国民经济的捉襟见肘,既无力尊重已故的生命,又在僵化和扭曲的内斗中耗损了成千上万条的新生命。再以后,国家安全、外交突围、中日友好等每一个都构成政治正确的策略,留下的是今天看来难以弥补的遗憾。而在地球的那一边,犹太人通过事无巨细地宣教与游说,令美国陷入到深刻的宗教与人道的反思。犹太族群终究凤凰涅盘,获得精神的救赎。

  历史尘封太久,等想起来,再翻的时候,猛然发现它已被有意无意地搅和得面目全非,时光倏忽之间走到大屠杀发生后近半个世纪的1982年,日本文部省要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时,中国才受到了刺痛,可惜这类痛苦与中日友好相比,似乎不值得重视。直到冷战结束,中日关系走冷,日本政界多人“根本没什么南京大屠杀”的说辞,日本民间对侵略历史超乎想象的淡漠态度,才重重警醒中国人。而南京大屠杀,此时只是区域性地定格在南京人的记忆里,这场跨国浩劫中陨落的生命似乎只是交战国之间战争状态下的自然兵丁损耗,没有人需要对它负责,没有教训需要人类汲取。几十年里,缺乏追究压力的日本,干脆选择忘却,以期在时光的荡涤中洗白自己,早日摆脱战败国身份,回到正常国家。政府如此的姿态,自然给了民间军国主义借势还魂的胆量。令中国人心痛的是,世界范围内对南京大屠杀的无知则达到惊人的程度,它需要一个叫张纯如的小女子祭上生命在美国去号呼,还需要王选那样的留日学生耗尽百万家财贴上毕生的青春去用法律的途经证明。

  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观摩完艾希曼审判后,对像艾希曼那样的忠于党卫军的侩子手作出了“平庸的恶“的哲学解释,那些人可能在家是好父亲、好儿子,但是他们极权机器前面停止了思想,思维的平庸性,让他们成为权威的附庸,不自觉地参与到极端丑恶的人类悲剧的演绎中。其恶的根源在人更在极权制度。新中国历史上,国家利益受威胁时可以忽视生命尊严的“崇高原则”,国家安全必须高过公正自由的铁律,曾经使得南京大屠杀“隐匿”在历史里近半个世纪,曾经造成文革年代多数人的麻木与平庸。而对军国主义不进行彻底改造的日本,正使不少普通的日本人丧失正常的思考,沦为右翼思想主导的安倍政府的傀儡。今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社和富士电视台的联合调查显示,20-40岁的日本年轻人超过六成对中韩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无法理解,四成的多表示支持“解禁集体自卫权”。中国人可能愤懑于日本年轻人的选择,但是他们和我们身边的人一样,都是勤勉工作的好学生、好员工,只是在右翼主导的体制下,在某些事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上陷入了思维的平庸性。

   儒家文化素来强调个体通过“立德、立行,立言”来自我完善,但国家体制则更有完善与纠偏的必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持续进行制度的纠偏与完善,经济上最先启动,政治、文化、外交上的纠偏虽然稍微晚一些。具体到文化历史问题上,有些被忽视的,被割断的东西正在被重新连结起来,这既是还原真相,也是为了丰富中国人还有世界其他国家的人理性的独立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月27日,中国人大确立每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为中国公祭日并不算晚,它的价值不仅在缅怀,更在于促进人类的思考。而思考虽不能给人们带来直接的财富与知识,却能让人判断善与恶与美与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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