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一书里的《难一》到《难四》篇辑录了不少饶有意味的故事，第一则内容大致如下：
城濮大战前，晋文公基于“彼众我寡”的情势找大臣舅犯（狐偃）问计，舅犯的回应是：对待君子要讲忠信，至于敌人，兵者诈也，则不必（“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晋文公听了并不发表意见，辞行去召来另一位谋士气雍季。同样的问题，雍季的回答是：诈术一开，后患无穷（“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晋文公称道雍季的回应，一个字——“善”。其实其后的城濮大战，晋文公还是“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得胜后论功行赏，却是“先雍季而后舅犯”。大臣们开始议论纷纷，提出了质疑。晋文公的回应有强硬的一面，“此非君所知也”，这自然是以势压人，不过他还是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
好玩的是围绕着晋文公提出的“一时之权”与“万世之利”这一命题的后续效应。首先跳出来点赞的是孔仲尼——自然这是韩非子笔下的孔仲尼，和真实的孔夫子是否一致无从判断，他认为，能“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就凭这一点，晋文公成就霸业实在太合适了。
并非所有人都像孔仲尼那样激动，韩非子冷冷的以“或说”（有的人说）开始了他冷峻绵密的分析、谋篇、修辞，展现出围绕这一具体论题的激烈思想对抗。抄录不便，待我对其内容与逻辑略做分梳。其核心自然是围绕舅犯与雍季两位谋士为晋文公应对与楚人的战争所出谋略的论定。前者强调战争的去道德化（“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后者则强调战时非道德的做法对长久秩序统治的威胁（“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晋文公则以“一时之权”与“万世之利”定位二者的谋略，兼容并蓄，“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又刻意善赏雍季 ——“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其深通权变的统治术得到孔仲尼的激赏。
韩非子以“或曰”为掩护，犀利剖析了舅犯与雍季的应对之策，扬前抑后，与晋文公、孔子的意见可谓针锋相对。“或曰”里的剖析角度涉及三个方面：其一为切实解决问题的针对性，明确“小大缓急”的优先排序；他指出，雍季的应答，根本文不对题，不能解决当下问题，只会玩道德高尚的把戏。其二，盯住“一时之权”与“万世之利”的关系，强调无前者则后者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所以置身当下抓住前者才是首要之事。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激烈抨击了晋文公既不懂“一时之权”，也不懂“万世之利”。随带着，对无比欣赏晋文公的孔仲尼也不无鄙夷之意。其三，区分对待战争对象（“其敌”）与原本制下的对象（“其民”），对于前者在战争状态下必须使用一切方法，包括非道德的方法（“诈伪”）以取得胜利。在这个意义上，他高度认同舅犯思考的全面、务实，为其鸣不平（“舅犯有二功而后论，雍季无一焉而先赏”）。
“或曰”里的剖析称得上犀利精警，理到辞畅。但细细思量，在严密、急切的逻辑推演里总能隐隐感到某种“明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的气息。不难看出，晋文公的言辞与行动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他的解释又怎么能全部当真。孔丘的赞美，“或曰”里的激愤恐怕不过是硬币的两面罢了。扪心自问，这大概也是笔者的诛心之论。毕竟，晋文公面对大臣舆论汹汹时冷冷的一句——“此非君所知也”，已说透了缘由。晋文公与士大夫各有擅场，对于后者来说，也只能在思想的场域里争奇斗艳、自寻高深罢了。这自然是读书人的悲哀，常常自作多情、劳心苦形以危其真。再转念想想，这大概就是读书人的价值吧。明乎礼仪，偏爱论理，濡染既深，免不了有些傻气。
张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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