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反对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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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是中国教师的祖师爷，他的金口玉言对中国教育和文化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在《论语·为政》中，他老人家讲了这样一句经典：“君子不器。”什么意思？老人家去世后，学者们对这句话有各种解释，直到南宋大儒朱熹的解释出现后，纷纭众说方归平静，因为朱熹解释被官方划定为科举考试内容。

　　朱熹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该注释表达了三个意思：（1）“器”的特点是各执一用，只顾自己，互不相通；（2）君子是道德水平达到很高程度的人；（3）君子不像器具，而是全才通才。

　　既然这个解释被官方认可，那么中国古代提倡的“君子文化”就是：博古通今、德高望重。反过来说，专于一技而谋生者，都够不上君子。

　　问题在“职业教育”这儿出现了。

　　职业教育专门培养“专于一技而谋生者”，——既然不培养“君子”，谁还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呢？

　　的确没有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儒家文化中，君子是最值得推崇的，孔子呼吁人人努力做君子。在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培养专业技能人才的职业学校。

　　清朝末年，张之洞推行“师夷长技”新政时，为了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妥协，提出了“中体西用”策略。他的这个顶层设计注定是要失败的。想想看，“西用”用的是“器”，“中体”体的是“君子”，那么“中体西用”就等于说“君子要器”，这不是与“君子不器”唱反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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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那时没有职业教育学校，如果有，他肯定是激烈反对的。换句话说，孔子学校不开设职业类课程，即便有工匠提100条腊肉来求学，他也不会接收。

　　孔子为什么反对职业教育呢？

　　这要从孔子所处时代说起。孔子处在春秋贵族时代，但周公所制定的贵族礼制已开始败坏。因此，作为贵族的孔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从小就好礼且立志要复礼。孔子认为，贵族礼制的核心是“仁道”，恢复仁道，则国可定、民可安。孔子所期待建立的其实是政治家文化，这在人类早期皆如此，比如柏拉图在古希腊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

　　政治家文化追求全能和高德，羞于以专技谋生。彼时，只有贵族男子才有权利享有政治家文化。“贵族男子”的引申义是“君子”，“君子”既有身份意义（贵族），又有道德价值（礼仪）。

　　“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约有30处，与之对应的是“小人”。“君子”身份高贵且道德高尚，“小人”身份低贱且道德低下。《尚书·无逸》：“知稼穑艰难，则知小人之依。”这里的“小人”指平民百姓，也包括奴隶阶级。“小人”因为忙碌于劳作而不必遵循贵族礼仪，正所谓“礼不下庶人”。

　　“君子不器”，但“小人当器”，因为“器”是“小人”的属性。春秋以前，“器”或“技”皆出自官府的“工官”，他们是专于一技的大师，却可能没有贵族爵位，当然也不参与政治事务。礼乐崩坏后，工官流落民间，变成了专于一技而谋生的匠人，也属于“小人”。

　　“小人”被认为像器具那样各执一用、自私逐利、傲慢不和，彼时另一国度的柏拉图就说，“工匠的卑鄙之处在于，他心灵中最好的部分生来太过虚弱，以致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兽性。”

　　职业教育不培养“君子”却培养“小人”，不仅不能复礼，反而可能乱礼，或者说，职业教育行为本身就不符合礼制。不符合礼制，孔子当然要反对了。

　　孔子反对职业教育，提倡“君子教育”（古希腊称为“自由教育”）。孔子学校培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君子”，教学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艺”中虽有“射”和“御”，却是贵族生活必不可少的调节，比如闲暇时可以打牌打猎唱歌郊游，但不能做工经商谋生，孔子称其为“游于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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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孔子的思想世界中，有人坐轿有人抬轿，这是社会秩序的必然。比如，君子可以站在高高的河岸上，仰观俯察，看河水而兴叹，但船夫就只能按照指令划船，这是身份高低不同，也是精神境界不同。君子有精神需教育，船夫没精神不要教育，这种认识和区分持续几千年，直到工业化时代才被打破。

　　今天，很少有精英反对职业教育，但是精英与大众、上层与底层的区分还在。手工艺者和做农活的老百姓仍然被称为“底层人群”，他们和官员、医生、教师等等人群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职业分工区别，而是身份地位区别，甚至还有道德价值区别，这种区别和资源分配、受尊敬程度联系在一起。

　　有区别就要有选择。你是否选择职业教育？“君子不器”不可避免地会对选择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