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获“年度最具潜质新人”奖

                                           近日，第14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在广东顺德盛大举行颁奖典礼，我校教师蔡东获“年度最具潜质新人”奖。

    自2003年4月首届开展以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坚持公正、独立和创造的原则，坚持艺术质量和社会影响力并重，已成为当下国内最具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纯文学大奖，备受各界瞩目。我校青年教师蔡东在众多入围作家中脱颖而出，斩获“年度新人奖”，殊为不易。媒体对蔡东老师进行了专题采访，《收获》、《小说月报》等著名文学期刊也在公众号上推出相关报道。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为蔡东写下授奖辞。

蔡东摘得“年度最具潜质新人”奖   

     授奖辞

    中山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谢有顺

    蔡东的写作，目光柔和、苍凉、悲悯。城市，小人物，破败的生活，残存的尊严，她一边观察，一边思索。她关心他人的痛苦，宽宥弱者的过错，却对深埋生活暗处的恶决不退缩。她出版于二〇一五年度的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不避生活的阴冷，正视人世的困厄，一次次的迂回，一次次的对决，都是为了穿过人生的窄门，实现与想象中的世界遇合。在绝望中希望，在悲观中乐观，在虚无中相信，蔡东的小说总是充满力量。

    答谢辞

    写作无近路但我愿意走下去

    蔡 东

    我必须要坦诚地说，这是我暗恋多年、心向往之的文学盛会。截至此刻，我依然感觉一切都很梦幻。感谢华语传媒文学盛典，让我收获到这个无比珍贵的鼓励。

    从来没有后悔过读中文系，没有后悔过写小说，再来一遍，还会如此；年龄越长，越知道没有小说的日子会很艰难。我生活在一个特别急切不安的城市，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看心理咨询，聚会时，他们又胖又憔悴地出现了，不停地说话说话，疲惫不堪，停下来却只会更焦灼。我能还算健康地活着，正是因为小说另给我一处秘境，我虚构了一篇篇小说，它们给我的幸福却毫不虚幻，是真真切切的。

    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80后，是被规训得整整齐齐的，由完整严密的教育生产线和消费主义联合塑造，讽刺的是，以远优于父辈生活条件而著称的一代人却在毕业后饱尝生存之艰，重压下往往渴求安稳、顺流而下，少了些年轻人该有的鲜灵狂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通过写作来质疑现状并体验自由的。我们总是强调，艺术应该发现生活中的可能性，关键怎么理解这个可能性呢？它往往就是现实中的不可能，是现实中的做不到、完不成，是在天经地义处划开了一道漂亮的小口子。《我想要的一天》这本小说集收入了我不同时期的六篇作品，写的时候心里想的却是同一个问题，在单调、务实的社会气氛里，如果小说再不能充分地展示多样和差异，那文学的意义还体现在哪里呢？成功的定义如此不由分说，不容辩驳，越是趋同的价值选择，越要警醒和深思，所以我写了一系列不太符合主流观念的人物，至少可以在文字的世界里，开拓新的价值，开辟一点空间给愿意走僻静之路的人，希望那些未必“成功”的生命也能保住一个幽僻的角落，很有兴致地开始每一天的生活。我希望我的小说不是傲慢和势利的，我希望那些被轻易忽略的价值可以在小说里重新变得重大、光芒万丈。

    在写小说这件事上，我愿意花笨力气，无论投入多少时间都不会觉得浪费。我喜欢机智灵巧的小说短章，里头透出精致的趣味，技艺也纯熟，但最打动我的，却是写得笨重而赤诚的一类作品。我觉得，小说家就应该是那个人，那个洞悉世情却依然愿意天真也能够天真的人。无论读托尔斯泰，还是读离我们更近的索尔·贝娄，我时常感慨他们世事洞明，感慨他们既广阔又幽深，但最打动我的，却是这广阔和幽深背后的一点天真。《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我反复阅读的小说，我并不在意它是否有深度有高度，单是这笨拙的写法就叫人感动，他用这样古典的方式写爱情，把爱情和生活写得浩浩荡荡，这是对待文学的专注和郑重，这里面是有一份痴心在的。

    和同事、朋友们相聚时，喜欢讨论退休后的去处，虽然我们离退休还有若干年。我们定居于此，又无一例外地想在退休后离开，也许去往了别处，浮游感和过境感也不会消失。好在还有小说给我的幽密而浩瀚的世界，让我心里有底，那是我始终愿意驻留的地方。

    最后，谢谢我的读者和编辑，谢谢主办方和各位评委。我会一直记得北滘这个地方，我会用作品去回馈大家的信任。再次感谢！

    专访

    让痛感“硌”一下自己和读者

    南都：你2005年开始文学创作，后来又停笔一段时间，请问这四年的停滞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说它是必要的？

    蔡东：真正开始系统阅读小说并确定以写作为志业，是考入大学中文系之后。选专业时，本可以选择更具有现实感的专业，法律金融小语种，但我毫无犹疑地选择了中文，我至今都欣赏那个十八岁时的自己。后来毕业了工作了，不像读书时有大量时间，我要先把教书这件事做好。写作何其娇气脆弱，忙起来就没那个心境了。为什么说这四年必要呢，因为确认了写小说这件事是自己真正喜欢的，无论放下多久心里还是会想着，一有机会就又开始写了。写作无近路，但我愿意走下去。停滞也并不可怕，就像戈尔丁，他23岁的时候处女作面世，一本诗集，而《蝇王》是什么时候出版的呢，距离他处女作发表已整整过去二十年。

    南都：你的小说很喜欢描写一种内心的撕裂感，不论是春莉、高羽还是柳萍，他们好像都挣扎在艺术与生活、庸常寡淡与逃离的冲动之间……这两种状态的对立是你文学创作的母题吗？

    蔡东：还不是简单地预设一个对立，有对立，这个对立也不是静止状态的。我觉得小说就诞生于某些摇晃的情境中，人心太幽密了，最吸引我去写的，是生活中那些不得已的事情和不彻底的人物。现在我们的痛觉似乎退化了，很多加诸于我们身心之上的事情，不该那么轻易过去的，但我们居然就过去了，把头埋进沙子，不去深想不去深究，很世故地就过去了，所以在小说里，我希望不要轻易过去，即使因为软弱最终背弃自己，选择了舒服好走的那条路，过程中至少也应该挣扎挣扎吧，我想聚焦这种撕裂煎熬的感觉并慢镜处理，让它像岩石一样凸起来，硌一下我和我的读者。

    南都：如果说选择写作是一种自救，那春莉对文学的接近，是你个人经历的投射吗？

    蔡东：格雷厄姆·格林说过，“写作是精神疗法的一种形式；有时我很好奇：那些不写作、不谱曲、不画画的人如何能够逃脱疯狂、抑郁、恐慌与惊惧的魔爪，因为这一切都根植于人类所处的境遇之中。”用文学写作来疗救精神，这还挺普遍的。我听当编辑的同学聊起过一些狂热的文学爱好者，听得很感慨，就想写写这一类人。相比于春莉，我幸运多了，我写出了让自己激动的小说，也因为小说结识了很多志趣相投的朋友，跟他们见面不多，但缘分甚深，我能感觉到他们是真喜欢我的小说，这方面我特别知足。

    南都：我发现你很擅长表现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和困局，但就我了解，你的年龄应该不会有小说里童小童这么大的孩子，你从哪里获得这段素材？

    蔡东：柳萍也好，童小童也好，都没有具体的原型。送孩子出国读书可以说是公共的素材，但这背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它会扭曲一个人吗，它会让一个母亲变成什么样子呢，现象之下那个黑黝黝的看不清楚的部分，才是我最感兴趣的，我通过虚构一篇小说去尝试看清它。把这个故事置于深圳的背景中，是希望小说是放射状的，可以辐射到更多的城市居民身上，写的时候最用力的地方是这对中年夫妇的心理，这样小说不会很表面化地去复现某种时代风潮，好小说应该是曲径通幽的，不轻易过时的。

    南都：你说要警惕写作者的自我幽闭和受难情结，减弱创作对生活的影响，请问生活中要怎样实践这一点？

    蔡东：永远保持对美物和好物的兴趣，包括器皿，包括衣裙，包括花草。

    南都：在我看来，《我想要的一天》展现了你对城市文明的某种反思，你认为当代城市生活的症结在哪里？

    蔡东：深圳是不是南中国最焦虑的城市？也许是吧。我觉得城市生活的症结是大家都焦虑，不是为终极的东西焦虑，是为生存啊发财啊这些焦虑，我们往往生活在巨大的惯性里，生活在一套“标准”当中，但没人去追根究底，问问为什么。

    南都：你曾说，在城市里写作的小说家要建立起自己的“城市诗学”，以你所居住的深圳为例。深圳这座城市的“城市诗学”是怎样的？

    蔡东：城市是可以书写的，只是现在写城市，概念化的、没有美学发现的东西还是太多了，反而让人觉得  老套，浮光掠影，陈腐不堪，城市书写还远未成熟，就已经有了老气横秋、腻腻歪歪的套路。古典文学中众多物象经过发现、书写和沉淀，生成了美，我觉得要建立深圳写作的诗学，也需要美学发现，需要经验的独特性，需要非常天才、非常个体化的表达。

    南都：你曾说写作只对自己有意义，的确，很多时候小说家们必须接受自己的作品读者有限这个事实，你如何面对接受这一点？

    蔡东：对自己有意义，让自己能够有所思考地活着；如果每个人都能渴望意义并找到意义，那我们的时代就不是中空的，不是飘荡无依的。读小说的人确实少了，但我觉得读者质量非常高，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层次的养分，对作品的理解往往很深透，通过小说我们完成的交流，既隐秘又深入。

    南都：你怎样看待作品的畅销、成名？

    蔡东：作品有人买、有人阅读当然是好事，但希望一切都是自然的，别为了这些太难为自己。不管热闹还是冷清，写作首先应该是自足的。我能做的，就是一篇一篇地写，一点一点地突破自己，一针一线地在写作上花工夫，这也是我唯一能够控制的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