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的后梁立国，名义上行的是舜、禹禅让之事，实际上就是以势夺权，古代史上类似的场景不可谓不多。所谓禅让，就算是名义上的，也得以德服人，没德的也是造点德出来。除了写吹捧文章，还得神神道道地弄点什么"庆云"、"五色芝"、谶语或歌谣之类的。总之，就算大家心里过不去，面子上能过得去就行了。
后梁的政权虽然来得不磊落，但是新朝初立，还是得干点正事儿。不然，大家心里一直不认可，也是相当麻烦。后梁刚建立不久，就放出了前朝宫人，让他们自由选择去处，没有据为己有，这算是一件好事儿。现在的社会，没有宫人了，实在没啥借鉴意义，有借鉴意义的是另外一件事，即定了出差的规矩，看上去像个反腐败的举措。
《旧五代史》中是这样记载的："敕以近年文武官诸道奉使，皆于所在分外停住，逾年涉岁，未闻归阙。非惟劳费州郡，抑且侮慢国经。臣节既亏，宪章安在。自今后两浙、福建、广州、安南、邕、容等道使到发许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许住二十日；荆、襄、同、雍、镇、定、青、沧许住十日；其余侧近不过三五日。凡往来道路，据远近里数，日行两驿。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长吏具事由奏闻。如或有违，当行朝典，命御史点检纠察，以儆慢官。"
这则出差规定主要是针对出差的时间而言的，不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梁代应该是沿用了唐代关于出差的律例，对于律例执行中废弛之处进行了重点强调，主要强调几个意思。
第一个是唐末以来的现状，外地来京出差人员淹留不归，可能逗留京城一两年，两三年的都有。自古以来，京城都是繁华之地，生存生活条件都优于外地，具有比其他地方更强的吸引力，做官的都不愿意被外放。今天也是如此，宁肯吸霾，也要挤到北京去。同时，在外逗留时间越长，出差的官员获利便越多。除了免费吃、住、行以外，古代官员出差也是有相应待遇的，晚唐和梁时的待遇暂不好查考，可用秦朝的作个参考。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传食律》中一简写道："御史卒人使者，食粝米半斗，酱驷分升一，采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意思是秦朝御史的差役出差住驿站，每餐要供给糙米半斗，用豆和面酿制的酱四分之一升，还有加盐、菜的肉汤，并供给韭葱。级别更高的官员，待遇也会增加，随从也有相应待遇。供给是这么多，但是吃不了怎么办？这应该是个普遍的问题，秦朝有，唐朝有，梁朝自然也会有。合乎情理的想像就是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兑换流通的潜规则，官员多少是可以得点好处的，日日如此，持续一两年的话，自然很可观，又何乐而不为呢？话说回来，两三年这么长的时间肯定是不合国家纲纪的，这个纲纪是多少天，唐代的不好查考。由于下文对于具体天数作了详细说明，所以，可能唐时并无明文规定。也可能是有规定，但由于改朝换代，都城位置变化，使旧规定不能适应新形势，出现了无法可依的状况。
第二个规定了出差的具体时限。这个时限是到发时限，就是从到京之日到离离京之日之间的时长，不算旅途中耗费的时间。这个时限不统一，根据道路远近而有等差。道路远的允许逗留的时间就长些，道路近的允许逗留的时间就短些。最长的可以逗留一个月，最短的逗留几天就可以了。按道理，逗留时间长短与所办公务的性质有关，跟道路远近并无直接关系。之所以这么规定，一定是包含了若干人性化的考量在内。道路远的舟车劳顿，来一趟京城着实不易，一千公里的路程，快的话差不多要走至少二十天，再加上回程，都快两个月了，有些地方比一千公里还要远，耗时更久。来京城所花时间成本高的，就应多享受一下京城的繁华，就算公务处理完了，当是允许游玩应酬一番的。逗留期间吃公家的，喝公家的，住公家的自不必说，也难说这不是一种腐败。
第三是出差途中的速度也予以限定，要求日行两驿。驿就是"馆驿"，相当于遍布全国各地的政府招待所，刘禹锡《管城新驿记》记述："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暨涂宣皙，瓴甓刚滑，术精於内也。蘧庐有甲乙，床帐有冬夏……"是说这些政府招待所，建得相当好，看来这是个传统。唐代是三十里设一驿，两驿就是六十里。这个速度要求不算苛苛刻，因为古代官员出差往往都是骑马或乘马车，以保守的每小时十公里的时速计算，三个小时即可行两驿。以这个速度计算，从广州到开封，过去的路，蜿蜒曲折，应该有一千八百公里，得走六十天，整整两个月，真有点旷日持久的感觉，游山玩水的时间都胡了。即使如此，如遇疾病或道路不通等不可抗力因素，路途所耗时间还是可以宽延的。
第四对于违反规定者的处罚。这一点说得有点笼统，对违反规定得由御史点检纠察，依据"朝典"治罪，但这个"朝典"是唐代的还是后梁的？"朝典"涉及内容繁多，是指其中的哪一条？要知道在唐代政府的驿馆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有着十分具体的规定，例如《唐会要》记载，官员出差时"如有家口相随，及自须于村店安置，不得令馆驿将什物饭食草料就彼等供给。"官员因私事而又没有出差证明的，"不得使用驿马，不得进驿停留"。《唐律疏议·杂律》规定："不应入驿而入者，笞四十；辄受供给者，杖一百；计赃重者，准盗论。虽应入驿，不合受供给而受者，罪亦如之。"只笼统地提一下"朝典"，而不讲具体规定，就算御史点检纠察了，也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更不用指望其执法必严了。
后梁申明出差规定，从表面看是反对和打击差旅活动中的腐败行为，但其效果却是以明确的规定纵容了腐败，在规定允许限度内的腐败是被允许的，反而变得合法合规。说明这个规定不是反腐败的，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政治作秀意义。当时国家法令废弛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国家已经走向分崩离析的状态，地方对中央的从属关系大不如前，政令不畅的情形往往存在。这种大而化之的规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呼应新朝成立而作出的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其造声势的意义大过规定本身反腐的意义。这个规定同时也是一种试探，试探新朝对于地方的控制能力，是试图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肯定要以失败告终，唐王朝积累下来的矛盾与流弊，不经历乱世洗礼，是难以清除的。当时的人对这一点也心知肚明，朱温建立后梁之前，木星入南斗，术士边冈就分析说："其祯也应在三纪之内乎？"古代一纪是十二年，预言后梁延祚三十余年。这不是边冈一人的看法，而是代表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判断。更悲催的是，实际上后梁只存在了十七年，局势比人们认为的似乎更糟糕。
武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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